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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家加布里埃尔·阿诺托:在法国遭千夫所指的“不朽者”

2019-08-26 15:18:26??责任编辑:青岛时事网??来源:http://www.hjrjx.com/??
外交家加布里埃尔·阿诺托:在法国遭千夫所指的“不朽者” 塞纳河畔的法兰西学院,被誉为法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殿堂,40位院士皆为终身制,各有其坐席,只有某位院士辞世之后,方会选出继任者。院士被誉为“不朽者”,地位尊崇,大革命前甚至享受皇室成员的待遇,但在1897年至1945年坐在法兰西学院圆顶大厅之下的外交家加布里埃尔·阿诺托,却在上个世纪遭千夫所指。

本文选自龚古尔文学奖得主阿明·马洛夫的《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:法兰西四百年》(文汇出版社,2019年8月出版),经授权,澎湃新闻转载。

1896年10月7日,在孔蒂河滨道发生一件非同小可的事:俄国尼古拉二世沙皇正式访问巴黎,来参加学院的一次例会。有人说他是以这种姿态表示要追随他的远祖彼得大帝的榜样。

彼得大帝,说实在的,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类会议。1717年5月,他前往学院所在地——那时还在卢浮宫里;但是他像平时一样,也没有对谁说要去。有两位院士碰巧在那里,急忙让他参观会议厅;大厅是空的,他转身就走。

尼古拉二世沙皇和亚历山德拉皇后,他们要来参加的是一场真正的会议;他们也就给他安排一次。学院几乎全体都到齐了;缺席的只有两位,其中有沙勒梅尔,那一天他已生命垂危。

有几人致欢迎辞,有一首平庸的应景诗,然后围绕词典上的一个词展开讨论:动词“animer”(给以生命,赋予活力)。院士们机智幽默,各显神通,沙皇本人也发言参加讨论。他兴致很高,准备延长在这里停留的时间。但是那天晚上在市政府还有一场欢迎会,然后在俄罗斯大使馆有一场宴请,又接着在法兰西喜剧院有一场盛大演出……下午五点,法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·阿诺托用手指点戳他的表,表情谦卑。皇帝点点头,立即起身。其他在场的人也同样做。

三星期后,传出沙勒梅尔的死讯。在选举他的继任人的日期确定之际,学院却意外收到有阿诺托先生本人签名的参选信。

这种做法不合时宜,甚至有点不适当。外交部是共和国最有威望的政府部门之一,部长一直还在任上。他不久前还以这个身份参加过一次私下会议。他难道是在利用自己的职权“夺门而入”吗?这对学院来说真是左右为难。要是说“不”,这岂不是让大家以为是在蔑视法国政府;要是说“是”,如何又不让人觉得屈服于特权?

话虽如此,毫不否认,那人具备当院士的一切才干。他若在其他场合自荐,大家或许不会惊奇,甚至还会庆幸他这样做。他是个天才的历史学家,工作严谨,文笔清新;不但是知识型人才,也是人人尽知的实干家,要不怎么年仅四十就已经做上了法国外交部领导人?有些人看不惯他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,则发牢骚说,他太懂得实干了。

到了投票那一天,那是1897年4月1日。在这次会议上有两把椅子空缺。一把椅子在第一轮便投票结束。另一把椅子,第一轮投票无人获过半票数,包括外交部长;进入第二轮,然后又进入第三轮;最后在第四轮选出,仅有一票之差。这样做显示了学院的“集体智慧”,他们不欣赏他的做法,也要执意表示出不满,但做得还是含蓄,有分寸。

阿诺托意识到这是给他的小小下马威,倒也不生气,对同仁也不耿耿于怀。他坐上这把椅子长达四十七年,出席率还比大家预料的要高。另一方面,他的外交生涯不久后突然结束,逼迫他回到安静书斋生活,从事研究与写作。其实这也更适合他的脾性与天赋。

他1853年11月出生于庇卡底一个公证人家庭,在声名显赫的巴黎文献学院学习。后来他在回忆录《我的时代》中叙述,他一头钻入档案资料中,忘记钟点,忘记日期,甚至忘记进食。他生命中有一段时间放下档案工作,这完全是由于那位他与大多数同胞尊敬崇拜的甘必大的干预,他以前从未见过甘必大,甘必大有一天则召他来办公室,“分配他任务”。

这是在1881年6月。阿诺托还是个青年历史学家,二十七岁,非常用功,名声不响;他在图书馆搞研究时,有一个论题启发了他,想要深谈,于是给《历史杂记》专栏写了一篇文章,登在甘必大与朋友创办的《法兰西共和国》日报。这位政治人物那时是国民议会主席,但是对自己的日报还是十分关切,他非常欣赏阿诺托的文章,它谈的是南特敕令,亨利四世颁布此敕令,结束了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。甘必大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,应该在法国提出类似敕令,借以结束共和派和君主派之间、教权主义者与世俗主义者之间等等没完没了的争吵;由于《历史杂记》的文章是不署名的,他询问总编辑这位作者的身份,表示希望跟他见面。

阿诺托在《回忆录》中叙述他怎么在波旁宫的办公室里受到这位大人物接见。“我一下子就被征服了。他五官端正、气色清朗,用独眼观察,可以说心灵也独一无二,声音温和,有点嘶哑,显得更亲切,思想睿智,心地坦诚,待人宽宏亲切,伸出手来有礼有力。总之一句话,他本人及给我的接待使我全身感到他的气场,自后任何东西,即使是离别与死亡,都不能够驱散。”

甘必大被“党派之间的南特敕令”这个概念吸引住了。他对此谈论了很久,提到实行以后对国内外关系的好处。突然,他对着发愣的客人大吼一声:“别搞您的档案了!参加政治吧!听到吗?我们需要人才。明天,您要是不占个位子,获取经验,那就会太晚了……过来吧,给我们带些青年来!”

面对这样的召唤,尤其是一位生前已成为传奇人物发出的召唤,阿诺托怎么会无动于衷呢?此外,对于一位热爱历史的人,不但可以参与叙述,而且还可以参与行动,这个诱惑是巨大的。

他起初在甘必大身边工作,后来他成为另一位接近神话般的人物朱尔·费里的办公室主任。这两人在今天都属于共和国创建者行列中的人物。他们是朋友,多数情况还是政治盟友;但不总是这样,他们有时也意见分歧,甚至还完全对立。前者在后代看来,是共和国力挽狂澜的象征。后者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直是共和制学校的创始人——世俗化、免费入学、义务教育,有时也忘了他另一方面却是建立殖民帝国的积极鼓吹手之一。在他的思想里这甚至是教育政策的自然结果:法国有责任给人民提供最好的教育;同样,它有义务给世界其余地方推广启蒙知识。很少人谈到“文明使命”像这位左派人士那么确信和雄辩,他是个坚定的共和派、人文主义者和共济会成员。

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分裂,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保卫殖民地逐渐变成民族主义者和右派政党的特权,而左派则避之唯恐不及。在这件事上,今天的人很难理解19世纪最后三十年人们的心理状态:阿诺托在他的《回忆录》中说他看到“多亏了费里”,议员们开始使用那时还很陌生的一个词“殖民地政治”,由衷感到高兴。

费里担心的一件事甘必大也担心,那就是法国人遭遇1870年的崩溃,意志消沉,在感情与思想上成为民族主义思潮的人质。民族主义以复仇作为一切事物的出发点,念念不忘这件事必然造成一种不健康的氛围,人人都相互责备对方叛国或巴结敌人,寻找替罪羊。这两人谁都没有活到德雷福斯事件,但是他们已经在担心会发生这类事。在他们看来,要解决法兰西民族的问题,不是长年累月生活在爱国的狂热中,而是埋头苦干去建设一个繁荣的国家,有稳定的政府机构和经过良好教育培养的青年。从这个理论来看,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殖民帝国显然是一步妙棋,避免面对强盛的东邻国家处于弱势地位而“另辟蹊径”,在全世界人的眼里证明法国还是个欣欣向荣的国家。他们说,一旦时来运转,国家还是可以报仇雪耻,收复失去的土地,但这不是可以依靠群情汹汹会取得胜利的。“矢志不忘,但尽量少说”——这是甘必大对阿尔萨斯-洛林地区问题的叮嘱。

阿诺托从来不是个空头理论家,也不是个战士;但是对事物的看法跟他认识的大人物们相差不大。他在议会和外交使团待过一阵子,在1894年5月当上外交部长。他执行的政策是贯彻他们关心的事。这方面他作出一些成绩,但是也造成自己的失败。

进入奥塞河滨道的外交部时,他遇到的难题可以归纳如下:法国在德国的铁掌之中,没有其他选择,只能与英国联盟;问题是英国知道这个用意,利用它为自己谋利。

比如说在埃及这个问题上。巴黎在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,希望大家承认它在埃及的事务中享有跟英国类似的监察权,在尼罗河河谷地区进行某种形式的“双方共管”。我们从甘必大的信函知道他对此甚为关注,也向英国人提出过要求。英国人断然拒绝。这点是可以理解的:这一个强国由于跟德国人为敌,不得不站到自己一边,他们为什么要给它送上礼物呢?

还有更使人感到为难的。从世界格局来看,要建立一个殖民帝国,法国的主要对手恰巧是大英帝国。他们又怎么能不让英国在世界各地如同在埃及问题上那般傲慢呢?要是法国人在阿尔萨斯-洛林的冲突上经常需要它的帮助,又怎么能够在刚果、君士坦丁堡、东京湾或其他地方压倒它呢?

法国为了摆脱困境,绝对需要组织新的联盟。阿诺托于是到美国去开拓新局面,恰逢美国也正开始要在国际上扮演重要角色;他还着手跟俄罗斯建立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。俄罗斯既怀疑德国在欧洲的野心,也怀疑英国在东方的野心,巴不得跟法国建立密切的关系。尼古拉二世到巴黎的豪华游,首要的目标是巩固这个新联盟。

这次访问对阿诺托来说,不可否认是成功的。他不久前不是把一个欧洲强国争取过来参加法国的事业吗?这个强国曾经重创拿破仑一世,还曾在1870年站到过普鲁士一边呢!大家欢呼他的战略目光、决心,还有他的才干。

他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将是一位伟大的部长、举世无双的外交家,要是他的一份创议没有在不久以后遭遇臭名昭着的失败的话:那是法绍达事件。

这个事件的情节错综复杂,但是基本事实非常简单。巴黎为了逼迫英国接受它对埃及的共同托管,想出主意,派了一支远征军到苏丹南部,在一个叫法绍达的地方插上一面三色旗。那些人的如意算盘是伦敦已经在该地区遇上了大麻烦,主要是在喀土穆有叛乱,还把英国总督戈登将军的性命也赔了进去,十有八九会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,法国到那时撤回军队,交换条件是参与共组埃及政府。

这是一场扑克牌局,英国人还你另一场扑克牌局:他们宣称准备兵戎相见。法国驻伦敦大使写信给他的政府,说英国全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狂热,对于他们的威胁要予以认真对待;英国人一心要控制前往印度的各个路段,比整条苏伊士运河看得还重;要向他们争夺这方面的霸权,无疑是把他们的帝国置于危险境地,他们为了阻止这样的事发生已做好战争的准备。

法国不能冒险挑起这样的冲突,最后退让了,从法绍达撤兵。全国哗然,愤怒,苦涩,恼恨。阿诺托在这桩不幸的计划中负有责任,成为众矢之的,受到最激烈的攻击。他在1898年6月不得不离开外交部,让他的继任者去收拾烂摊子……

他只有四十四岁,政治生涯已经中断。这在历史上是个大错特错的拙劣外交事件,而且还纠缠着另一件事,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实在是次要的。

关于法绍达一事,他始终为自己激烈辩护,直到生命最后一天还在反复说,要是没有被迫把问题留给继任者,他就会知道怎么让法国以退为进,免受这份奇耻大辱。在另一个问题,他只是提出一些不完整又神经兮兮、言不由衷的解释。

很少事件,像这个仅仅被称为“事件”的德雷福斯事件,花费掉那么多的墨水。要把它归纳为几句话不免有点自不量力,但是予以粗线条的回顾也不是多余的。1894年,一名法国军官阿尔弗雷特·德雷福斯上尉,被指控为德国间谍;他不断地声称自己是无辜的,还是被判降级和关入大牢。1897年,出现了一些很难予以否定的新资料,证实德雷福斯确实是无辜的。是不是需要重审?整个法国分裂成“德雷福斯派”和“反德雷福斯派”,经过长时间的争吵,上尉得到平反,起诉他有罪的人丢尽脸颜。

1894年10月,这桩案子还没有闹得沸沸扬扬时,政府官员已经获悉德雷福斯被控犯有间谍罪,这是战争部长梅西耶对他们说的。阿诺托在外交部,嘱咐他小心,尤其不赞成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思逮捕那名军官。但是梅西耶不听他的:为了安抚把这件事放出风声的民族主义者报刊,梅西耶宣布逮捕德雷福斯,为自己的决定辩护,语气肯定地说他有把握坐实他的罪名。从此以后他坚持这个立场不变,在一切场合都竭力证明自己没有错。

阿诺托再也不说什么。直到那时为止,他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。他不知道被告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;不管怎样,这桩案子出在军队里;决定权在战争部而不是在外交部,这是正常的。

诉讼在军事法庭进行,被告被判有罪,降级监禁。在这个阶段,差不多人人都深信他罪有应得,即使克列孟梭也如此(他后来成为德雷福斯最坚决的扞卫者),他读到判决后第二天发表的社论,奇怪大家竟会那么宽大,“叛徒”居然没有被枪毙。

三年过去了,在此期间,德雷福斯上尉在法属圭亚那大海中的魔鬼岛服苦役,而在法国本土,他的近亲,还有少数朋友,各处奔走为他鸣冤叫屈。尤其是他的兄长马蒂厄组织调查,终于在1897年11月获取资料为他的弟弟开脱罪名,使真正的罪人无地自容。

这时,“事件”才真正开始。德雷福斯的辩护者要求纠正错案;他们联系报馆、政治人物,也联系当时开始被称为“知识分子”的那些人。1898年1月13日,在克列孟梭主编的《震旦报》上,刊登了由左拉撰写的长文《我控诉!》。

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“德雷福斯派”的宣言书。这些人来自方方面面,主要包括左翼共和派、坚定的世俗派,他们往往但不始终是反教权者;在另一“反德雷福斯派”阵营里,大多属于但不限于天主教徒、右翼民族主义分子、反犹分子。第一类人的主要论点是,这是一场司法错案,必须尽早予以平反;第二类人的主要论点是,军队的决定不容怀疑,这会打击士气,削弱战斗力。

左拉这篇文章的题目,还是克列孟梭一锤定音的。作者原来的篇名简简单单:《致共和国总统菲利·福尔先生的信》。当时所有人的目光的确也都注视着总统,注视着他与政府。既然一个人平白无故给送进了苦牢,最高当局难道没有责任把他放出来,给予纠正吗?

国家首脑犹豫不定,议院议长也复如此。阿诺托呢?他,甘必大的学生、朱尔·费里的朋友、历史学家,岂不是最适宜在此风云时刻挺身而出,坚定地说必须结束这场不公正的司法审判,使法国避免引起一场新的宗教战争?是的,这桩案子不取决于外交部,但是事件已经闹腾到这个地步,已不限于某个部门,而是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。

在政府各官员中,德雷福斯派首先与他接触。阿诺托毫不避讳向他们说明,他现在深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。那么他没有这样公开宣称又在等什么呢?不肯发出声音让公众听到又在顾虑什么呢?有许多朋友,如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?莫诺,还有约瑟夫·雷纳克,都再三要求他这样做。约瑟夫·雷纳克是在甘必大身边认识他的,现在随同兄弟萨洛蒙在积极动员德雷福斯的朋友;他们恳求阿诺托,斥责他,怒骂他;但是阿诺托非但不被说服,反而抗拒,甚至固执己见。他像共和国总统和政府其他官员那样——他说——应该让司法根据自身的程序办事,是司法来决定给或不给改正审判的机会。“审判的不是我。”他推却说。对这句话,克列孟梭这样回答他:“您没有审判吗?您那样有把握?我要说的是您审判了,您每天每小时都在审判,您能用一句话去拯救那个无辜的人,您却让他遭受那无名的苦刑,见死不救。”

在决定德雷福斯事件的几个月内,充斥着激烈的辩论,阿诺托陷在这个氛围里,竟至于引起公愤,德雷福斯派恨他,反德雷福斯派也恨他。

民族主义派作家莱昂·都德,是反德雷福斯派领袖之一,用恶毒的词汇描述他:“在任何情境下,如果阿诺托必须作出一个决定,提出一个主意,他总是选择最不光彩的那个,承担最小的任务,同时又在寻找退路,可以马上推卸责任。他相信这就是外交。一个拔腿就溜的老手!”

在德雷福斯派一边也听到同样腔调的话。用社会党领导人让·饶勒斯的话说:“阿诺托先生在整个德雷福斯事件中采取一种可悲的两面派手法。他根据说话对象的不同而说不同的话,现在他又装作外交官似的默不作声。他还天真地对朋友说:‘在德雷福斯事件中,不论采取什么立场的人,都受其折磨;接着必须让没表态的人说话了。’这不是高尚的道德,实在是庸俗的政治。”

阿诺托本人竭力摆出清高与从容的姿态,但是他不久便知道他在任何方面已失去人心,为此而难受失落。他在写给一位外交官朋友的信中说:“这些知识分子在不久以前,还都是我的合作者、我的朋友,甚至可以说是同一教门中人,现在都厌恶我了。”

他的政治生涯在那个时候永远结束了。他也是个明白人,理解到这点后也不恋栈。

对他来说,幸运的是政治不是他的一生。他主要还是历史学家与研究人员,在书籍、资料和档案之间如鱼得水。他被逐出政治天堂后,躲在书斋里写作,其热忱不亚于青年时代。熟人说,他在晚年,对于自身的不幸甚至感到自豪。“我是那个遭千夫所指的法国人。”他说这话时笑得像个海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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